西班牙人阿拉维斯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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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提高生產率作為新常態發展主動力

【摘要】:
最近,在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背景下,一些學者發表的研究結果認為,生產率提高在我國以往高速發展過程中貢獻很小,而且最近幾年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令人擔憂。與這種看法相反,我們通過大量數據測算發現,在我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生產率提高并非貢獻很小,而是作出了重要貢獻;最近幾年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是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普遍經歷的規律性現象,是我國經濟逐步接近世界技術前沿、走向成熟的標志,也

  最近,在我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背景下,一些學者發表的研究結果認為,生產率提高在我國以往高速發展過程中貢獻很小,而且最近幾年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令人擔憂。與這種看法相反,我們通過大量數據測算發現,在我國經濟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生產率提高并非貢獻很小,而是作出了重要貢獻;最近幾年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是成功追趕型經濟體普遍經歷的規律性現象,是我國經濟逐步接近世界技術前沿、走向成熟的標志,也是我國經濟發展達到新水平的表現。但這也提醒我們,今后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釋放生產率提高潛力,使生產率提高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主動力。

  生產率快速提高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之一

  生產率水平是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表現。我國以往30多年的經濟增長奇跡,要素投入持續增加是首要推動因素,同時生產率提高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測算表明,1978—2013年,我國生產率年均提高達到3.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達到37%。一些國外學者的研究也佐證了這一結論。例如,哈佛大學帕金斯教授等的研究認為,1978—2005年,中國生產率年均提高達到3.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高達40%。

  我國生產率快速提高主要得益于技術追趕和要素跨部門流動。首先,同發達國家技術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我國可以更低的成本、風險和更快的速度提高技術水平。在技術追趕過程中,改革開放發揮了巨大作用。外商投資和跨國公司的引入,使我國在利用國外資本的同時也學到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對外開放不僅拓展了國際市場、促進了分工深化,也提高了進口中間投入品和資本品的技術水平,使出口商品整體技術水平得到提升。其次,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的農業部門向高生產率的非農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流動,是生產率提高的一個重要源泉。研究發現,過去30多年1/5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來自這一結構性變化。

  生產率提高速度放緩是經濟發展達到新水平的表現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生產率年均提高速度比之前30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1個百分點以上,而且近兩年出現了降幅加大的跡象。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近年來我國生產率提高放緩,與國際上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經濟發展規律相吻合,是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的規律性現象。我們經過比較分析發現:第一,美國等處于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生產率提高速度比較穩定,一直保持在1%左右。第二,在人均GDP達到10000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日、韓等后發追趕國家都出現了生產率提高由較高速度向較低速度轉變現象。日本1960—1973年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生產率年均提高5.58%,隨后開始大幅下滑,1973—1980年甚至出現負增長;韓國1980—1990年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生產率年均提高接近3%,之后回落至1%以下。數據分析表明,隨著發展水平提升,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的技術水平逐步接近發達國家,生產率提高速度普遍放緩。特別是在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門檻、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時期,這一規律性表現得更加明顯。其深層原因是,隨著發展水平的提升,發展中國家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和要素從低生產率部門向高生產率部門轉移的空間都逐步縮小,技術追趕和要素轉移的步伐相應放慢。我國生產率1980—2007年年均提高速度超過3%,2007—2011年下滑至1.6%左右,變化趨勢與日、韓等國基本一致。這表明,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下滑符合成功追趕型經濟體發展的一般規律,是經濟由快速追趕狀態轉向成熟狀態的標志和前奏。同時也表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除后發追趕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規律性因素之外,還有一些次要規律性因素和我國自身的特殊因素導致生產率提高放緩。前者主要是在經濟下行期生產率提高速度通常較低,即生產率提高具有順周期的特點;后者主要是前幾年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而實施的大力度投資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部分領域產能過剩,導致生產率提高速度一定程度的下降。

  我國近年來生產率提高放緩,與拉美一些國家的情形有著根本區別。拉美一些國家20世紀80年代陷入債務危機,經濟社會發展長期停滯,生產率提高速度大幅下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當時這些國家人均GDP僅達到4000國際元左右。目前我國人均GDP達到10000國際元左右,已經明顯超越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所處的階段。因此,我國目前生產率提高放緩的特征與拉美國家不同,而與日、韓等成功追趕型國家類似。更深入地看,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也與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下降的原因大相徑庭。長期僵化地實施進口替代發展戰略是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進口替代降低了國內產業創新動力,并且拉美國家國內市場空間狹小,受保護的產業難以形成規模經濟,導致工業化推進緩慢,大量勞動人口長期滯留在傳統經濟部門,無法分享發展成果,進而引發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進口替代戰略還導致拉美國家大量對外舉債,而國內企業效益偏低,政府財政收入匱乏,最終誘發債務危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與拉美國家不同,我國工業化趨于完成,生產率提高放緩是經濟發展達到新水平的表現。因此,不能簡單地根據拉美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時的生產率表現來推斷我國發展趨勢。

  我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主要靠提高生產率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雖然生產率提高速度會隨著收入水平接近高收入門檻而放緩,但并不是持續下滑,而是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并且能夠逐步接替放緩的投資增長,成為經濟持續發展的主要動力。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的關鍵之一就是避免生產率提高速度短期內過快下滑,并著力使之接替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為此,應把提高生產率作為引領新常態的重點,大力開辟提高生產率的新途徑。

  提高制造業和服務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發現,過去20多年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內部行業之間的資本產出效率差異顯著大于美國等發達國家,表明我國制造業、服務業內部存在嚴重的資源錯配,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很大。資本產出效率的差異不僅表現在行業之間,還表現在不同類型的企業之間,如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出口型企業和非出口型企業之間,大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之間,東部企業和中西部企業之間。通過深化改革消除資源錯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制造業和服務業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更加注重行業內部的優勝劣汰。通過競爭淘汰低效率的落后企業,使高效率企業得以發展壯大,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源泉。過去30多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企業進入與退出機制逐步形成。研究表明,近10多年,優勝劣汰效應對我國制造業生產率的貢獻率在20%以上。盡管如此,企業退出機制仍然存在不少缺陷。一些“僵尸”企業已喪失生存能力,卻依靠政府或銀行“輸血”得以生存,使有限的社會資源被無效占用,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完善企業競爭和退出機制,是今后提高生產率的重要途徑。

  繼續引進和吸收新技術。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各行業技術水平都有長足進步,有的行業和企業的技術水平接近或達到國際前沿。但從整體看,我國與世界前沿技術水平仍有較大差距。經合組織對全球價值鏈最新測算結果表明,我國出口包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只有67%,而美國、德國和日本分別為89%、85%和73%。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也表明我國引進和吸收國外技術仍有很大空間。

  高度重視原始創新。隨著我國技術水平逐步接近國際前沿,原創性的技術進步顯得越來越重要。只有更加重視原始創新,才能使生產率長期保持較快增長,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取更多的附加價值,進而實現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轉變。與上世紀80、90年代相比,目前全球價值鏈的微笑曲線更加凹陷,單純制造環節的獲利水平越來越低,而技術含量高的價值鏈兩端附加價值相應提高。這表明全球科技創新的速度越來越快,新一輪全球科技競爭更加激烈。我們不能在科技創新的大賽場上落伍,必須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奮起直追,力爭超越。

  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只有不斷推進科技創新,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盡管近年來我國生產率提高速度有所放緩,但生產率提高的空間和潛力依然可觀。釋放這些潛力,我國經濟就能在新常態的軌道上持續發展,實現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目標”,進入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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